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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工廠生活的情感與經驗塑造了李鐵小說的敘事視角，使得作者以歷史的、線性的、內部的視角去審視國企改革的必要性，以及改革中滋生的弊端；通過對工業“技術”的多樣描寫，構建起工業題材小說的職業倫理和精神內核；在“技術”權威到資本至上的權力輪轉中，呈現個體命運與時代更迭的糾纏。另一方面，受制于自身經驗及視角的“局限”，面對現實生活的困境以及改革衍生的新問題時，作者又選擇回撤到敘事的“起點”——退回到計劃經濟時代。這種保守的、閉合的思想路徑與文本結構，削弱了現實主義寫作的深度與批判性，也壓縮了文本的認知高度和精神延伸空間。

關鍵詞：經驗 技術 敘事視角 工業題材小說

李鐵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寫小說，90年代末“小說寫得有點樣了”（作家語）。21世紀初的幾年里，李鐵集束式地拿出了《喬師傅的手藝》《冰雪荔枝》《合同制老總》《杜一民的復辟》《工廠的大門》《我們的負荷》等一系列作品。這些以國企改革及社會經濟體制轉型為背景的小說，無論是人物、故事、情緒，還是美學風格、文本結構、情感傾向，都具有清晰而統一的辨識度。經由這些書寫時代傷痕與社會陣痛的作品，李鐵找到了與時代、歷史對話的有效通路，確立并形塑了高度風格化的寫作，圈畫出豎立著醒目個人標簽的文學園地。

憑借對工廠生態的熟稔，李鐵通過對工業生產中“技術”的精準描寫，構建起工業題材小說的職業倫理和精神內核，即工人與工廠之間通過“技術”建立的精神關聯；塑造了特定“典型環境”——社會經濟轉型背景下計劃經濟漸趨衰落——中的“典型”工人階層群像；呈現出糅合了客觀平實、冷靜批判與深切同情的現實主義寫作基調。一方面，曾經“深扎”工廠的經歷，賦予作者以歷史的、線性的、內部的視角去審視和書寫國企改革及計劃經濟轉軌的“前世今生”，既深刻體察計劃經濟“大鍋飯”積重難返的弊端以及迫切需要改變的現狀，又對改革中出現的新的制度漏洞、滋生的腐敗不公以及催生的人性扭曲有著犀利的洞察，避免了同類寫作中“旁觀式”的立場或對改革單向度的盲目樂觀。另一方面，受制于自身經驗及視角的“局限”，面對現實中的重重困境以及改革衍生出來的新問題，作者又選擇回撤到敘事的“起點”，試圖通過偶然性的因素——個體道德良知的覺醒，或“反歷史”的方式——退回到計劃經濟“大鍋飯”時代，“避重就輕”地為現實困境尋求出路，從而達到敘事的完整性。但歷史的車輪是無法倒退的，這種保守的、閉合的思想路徑以及文本結構，不僅削弱了現實主義寫作的批判性、深刻性，也壓縮了文本的認知高度和精神延伸空間。不妨說，之于李鐵，現實經驗既是奠定其寫作根基和獨特性的厚土，也是亟待捅破的限制其文學高度的透明天花板。

一

毋庸置疑，李鐵小說屬于當代工業文學譜系中低沉喑啞的聲部，而那低沉喑啞中又清晰地浮現著時代的面容與個體的悲愴。李鐵幾乎是執拗的，執拗地試圖在處于世紀之交的國企工人群體的命運中辨析出某些歷史的真相，也包含著為這個群體的歷史退場“塑像”的良苦用心。于是，我們便看到一幅色調渾濁、形容悲壯、意蘊漫漶的工人階級離散時的畫像：

某國有大型發電廠，孫兆偉（《我們的負荷》）滿眼血絲，神情嚴峻，帶領工人通宵達旦地在調試機組，與外商的合資談判在即，機組達到滿負荷運轉是合作談判中的重要競爭籌碼，也能讓孫兆偉在合資后總經理位置的競爭中搶占先機。而他的“老朋友”葛志勇（《合同制老總》），雖然已經是合資發電廠的總經理，卻夾在合資老板的利潤要求與工人的利益之間左右為難，在國家利益與個人職位的博弈中亦如履薄冰。

中層干部的日子也沒比廠級領導強到哪去。剛剛上任的工會主席趙吉（《夢想工廠》）和水班班長杜一民（《杜一民的復辟陰謀》）為下崗職工的問題而焦頭爛額。趙吉的計劃是籌建一個“夢想工廠”，安置被分流下崗的職工，正當準備大展拳腳時，卻發現“暗礁”重重、“陷阱”連連，領導所謂的支持不過是利用“夢想工廠”的計劃，將計就計處理不良資產，甩包袱。杜一民也在精心醞釀一場“復辟”。20年前，他積極建言體制改革，后來引入競爭機制調動工作積極性；企業合資提出減人降耗后，他卻絞盡腦汁希望“復辟”回到“大鍋飯”，保住工人的飯碗。

工人們也打著各自的算盤。聰明絕頂、技術過硬、對工廠生產了如指掌的劉志章（《工廠的大門》）怎么也想不到，過去都是他出題考核決定工人的去留，今天卻輪到自己要通過答題考核才能免去所謂的事故“責任”，而事故的真正“責任”卻并沒有人去追查。更不走運的是焊工班的劉洪力（《安全簡報》），勤奮、嚴謹、技術出眾的他在一次常規生產操作中“意外”丟了性命，在個人利益的驅使下，現場目擊者和當事人紛紛更改證詞，把責任歸咎于死者自身，最終安全簡報和事故鑒定延續“慣例”完成——“責任者：死者本人”。至于那些像志勇、小羅等能力技術一般的普通工人，更是人心惶惶，也可以說人浮于事。

所以，無論是退休女工喬師傅（《喬師傅的手藝》）硬闖招待所見合資老板，還是光華廠下崗女工春蘭（《花朵一樣的女人》）往廠里打電話舉報供應商以次充好，都顯得不合時宜，甚至多此一舉。而喬師傅不但當著老板的面痛陳工廠管理弊端，還親自帶病上陣“直大軸”，直至倒下。那邊春蘭揭發供應商的“義舉”雖然讓她“心里、神態都輕松了很多”，卻也導致丈夫丟了工作。工人對工廠一廂情愿的忠誠與熱愛，被現實狠狠地嘲弄了一番。

效益下滑、負債累累、內部腐敗、危機四伏，是李鐵這一系列小說中所呈現的工廠生態；上到工廠高管、中層干部，下到普通工人，無一例外地都籠罩在惶惶不安、朝不保夕、人人自危的情緒狀態中。李鐵的小說毫不猶豫地打碎了20世紀90年代國企最后的一絲光環，將內憂外患中的龐然大物定格在日暮西山的歷史時刻。用不算短的文字和“清明上河圖”的形式，梳理李鐵小說的故事情節，并無意于用概括總結的方式呈現其文本的共性，而是意在指出，這些人可能是當代文學史中工人階層最后的群像，無論是之于當代文學史，還是新中國工業發展史，這樣的情狀都具有轉折性節點意義。毫無疑問，杜一民、喬師傅、劉志章們生不逢時，他們沒有趕上新中國成立后計劃經濟和工業建設的“紅利期”，也沒有共享到自由經濟所允諾的財富、權利、自由等現代化“福利”，反而是在20世紀90年代的歷史轉折中幾乎被甩出原定的生活軌道。在這場以“現代化”名義重組的歷史變革中，作為改革“陣痛”的承擔者，工廠和工人群體的生存狀態和精神面貌便具有了歷史“中間物”的意味。于他們之前，在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的后革命語境中，年輕的工人階級與新生的共和國互為鏡像，工人階級是共和國對新的歷史主體的榮耀性命名，工業現代化是共和國兌現革命承諾的想象性表征。工業題材文學也“天然”地具有了“先進性”的內涵，并相應地被置放于當代文學重點打造的位置。于他們之后，精神共同體意義上的工人階級幾近瓦解，取而代之的是作為個體的企業員工或“打工者”，21世紀后的文學史脈絡中，傳統意義上的工業題材文學也再無生長的土壤和空間。

這是李鐵寫作的現實語境，也是歷史邏輯起點，更是意義所在?！耙粋€作家，如果沒有對現實境遇的卷入和挺進，就意味著他未曾完成對存在的領會?！币虼?，將李鐵的寫作納入現實主義之中，言說的絕非是單純的藝術形式與技巧，而是指向作家真實的生存處境，也是他所無法選擇的語言處境。

二

作為與意識形態勾連最為緊密的文學主題，當代工業文學寫作與現實社會的政治經濟制度/機制保持著某種同構性和同步性。題材特性、現實語境以及現實主義原則等諸多因素，使得工業題材寫作難以“充分”行使文學虛構、想象力的特權（如卓別林《摩登時代》對大工業生產的冷靜批判那樣），而是“亦步亦趨”地追蹤工業領域的現狀以及正在發生的變化，從意識形態角度（而非美學的或思想的角度）對此做出闡釋，或對與之密切相關的意識形態訴求做出呼應，從而建立了工業題材文學“宏大敘事”的穩定模式?！笆吣辍蔽膶W版圖中，《原動力》《火車頭》《乘風破浪》《沸騰的群山》以其朝氣蓬勃、蒸蒸日上的意象建構起社會主義文化與工業文明的象征體系，更隱喻著新中國嶄新的政治面貌和精神空間。進入“新時期”，《沉重的翅膀》《喬廠長上任記》《新星》等改革文學作品，在發展重心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歷史時刻，承擔了確立改革合法性，展開現代化想象空間的功能。21世紀前后，《大廠》《分享艱難》等作品，雖然已經無法像“十七年”文學、改革文學那樣，發出與時代主調強烈“共振”的旋律，但“分享艱難”“從頭再來”的基調無疑為新鮮出爐的誘人蛋糕——資本的崛起及利益分配機制重組——撒上了一層美麗的糖霜，也似乎維護了工人階層站在“大廠”門檻內最后的體面。

工業題材小說不僅內嵌于特定時期社會政治實踐的特殊結構，更受制于特定時代的話語生成機制，被現代性話語、政治話語、思想話語、道德話語等多種力量所左右制約。具體到文本中，敘事的起點是工人、工廠、工業，敘事的展開也理應真實呈現工業生產的客觀現狀、工人的物質生活與精神狀態，剖析現實矛盾與思想癥結；但敘事的終點卻無法落實在工人和工廠的利益，而是配合社會政治運動的推進，回應意識形態的訴求?！秵虖S長上任記》《沉重的翅膀》對于工廠/工業改革具體方案、舉措的描寫都不免空疏，也并沒有呈現出有說服力的歷史遠景或現實可能；但無論是改革者形象的塑造——大刀闊斧的改革者喬光樸、老驥伏櫪的老干部鄭子云，還是敘事展開的話語資源——《喬廠長上任記》依托于“時間”和“效率”的現代性話語、《沉重的翅膀》緊緊抓住20世紀80年代的人道主義話語和抒情話語，卻是新時期亟須重建的時代精神與重新整合的意識形態共識?！洞髲S》《分享艱難》看似寫實的筆觸實則只是把半遮半掩的現實遮羞布掀開了一條縫，露出“大廠”里“艱難”情狀的冰山一角，在無力也無望的樂觀期待或道德話語的“聊以自慰”中，想象性地為幾乎病入膏肓的現狀配置上光明的“尾巴”。這種敘事意圖與文本效果之間的分裂是工業題材小說的“宿命”。

幾乎很少有作家的寫作可以溢出文學史的范疇，僅僅因為自身寫作而獲得意義；也幾乎沒有一個文本能夠掙脫文學史的闡釋譜系而天然地、孤立地獲得意義。站在工業題材文學的歷史延長線上，擺在李鐵面前可資借鑒的精神遺產和文學史經驗都并不開闊。但李鐵在并“不美好”的計劃經濟體制衰落、國企內外交困的現實背景下，開辟出一脈區別于前史的寫作路徑和美學風格。與上述作品對比不難發現，大量關于工業“技術”的描寫是李鐵小說的一個鮮明特征。所謂“技術”，既包括實際工業生產和管理的流程、環節、設備、工藝等方面的專業知識，也包括工人所具備的，在工廠中安身立命并獲得尊嚴、地位甚至權力的專業技能。技術專業化、專業技術化，是現代社會區別于前現代社會，現代大工業生產區別于前現代手工業生產的重要標志；圍繞“技術”所衍生的職業精神、職業倫理，以及現代工業生產中的情感結構，更是現代精神的重要一部分。這些理應是工業題材小說必然涉及的領域，但在當代工業小說中卻是“稀缺”的，甚至是“缺席”的，究其原因與前述當代工業文學所產生的歷史語境、承擔的功能密切相關。某種程度上可以說，在李鐵這里，工業小說“獲得”了“工業之所以為工業、題材之所以為題材”的基本敘事元素；工業小說敘事從宏大敘事中掙脫出來，走向遵循現代工業精神邏輯的“專業”敘事。

“技術”在李鐵小說中承擔著重要且多樣的功能，既是營造“現實感”、還原工業“現場”的精準細節，如《工廠的大門》中發電系統的每個環節、每個接頭、每個螺絲的位置，系統中上千個閥門的名字、上萬個數據；也是推動敘事前進的核心元素，如《喬師傅的手藝》中“直大軸”手藝的非凡魅力，《安全簡報》中高壓加熱器解體時長與事故的關系；更是建構工業小說職業倫理、情感沖突的紐帶，如《我們的負荷》中機組“滿負荷”運轉對個人榮譽與集體利益的微妙關系。李鐵小說中不僅有對工廠整體經營現狀、困境及癥結有著冷靜理性的宏觀概述，更有對生產技術、流程、工藝、成本等細節的精準描寫。以技術細節描寫為中介，小說建立起一種獨屬于工人與工廠的精神關系，亦如鄉土小說中農民與土地的關系、知識分子小說中知識分子與啟蒙、革命的關系。鄉土小說中經常出現一類人物：勤勞、倔強、“不合群”的農民，《創業史》中的梁三老漢、《生死疲勞》中的藍臉，《地主的眼神》中的孫敬賢，蓋是如此，他們的共同特點是精通各種農活。一個好的莊稼把式的看家本領是精通各種莊稼活，上要熟知“天”，下要通曉“地”。一手好莊稼活是獨立于甚至超越于政治潮流之上的鄉土社會規則，也是梁三老漢、藍臉、孫敬賢敢于“不合群”的底氣?！凹夹g”是工人與工廠的情感中介物，正如莊稼活手藝是農民與土地的情感中介物，思想是知識分子與世界的情感中介物。小說對生產流程、技術細節和專業知識的細致入微的描寫，營造出充滿工業質感的“典型環境”，更凸顯出專業技術在工廠和工業生產中的重要意義。也正因為“技術”在工業生產中的重要意義，喬師傅寧愿犧牲自己的身體和一生的名譽也要學到“直大軸”手藝；劉志章憑借對專業知識近乎神奇的記憶，曾經無限風光；劉洪力寧可暫時不要提拔，也要在基層車間各個工種崗位上學習鍛煉?！凹夹g”是工人與工廠之間最穩定、深厚的情感紐帶，是工人在現代社會和經濟關系中安身立命的根本，也是工人的榮光、尊嚴乃至獲得權力的根本所在。

通過對工人—技術—工廠三者微妙關系的書寫，小說建立起基于現代工業職業精神與倫理的工業小說精神向度和寫作路徑。這是李鐵小說的前半段，隨著歷史車輪的改弦易轍，也催生了李鐵小說充滿反諷意味的后半段。如果說前半段敘事生成的“隱形”背景是現代工業誕生以來的經濟關系和精神結構，那么20世紀80年代和“短二十世紀”的終結，以及隨之而來的社會結構的全面更迭，則是后半段敘事的起點。前后兩段的拼接、碰撞、對比、反差，形成了極具批判深度的文本結構，也是小說最具戲劇張力和悲劇意味的所在。在后半段敘事中，荒誕的現實露出猙獰的一面，喬師傅犧牲了身體和名譽學來的“直大軸”始終沒有派上用場，“情形發生了變化，這個時候人們已經不太重視工人的手藝了”，“此時社會上流行的是經商、做官，企業實行的是廠長經理責任制，工人的飯碗被抓在管理者的手里”；劉志章幾次反映軸瓦工作聲響異常，但始終無人重視，終于導致發生重大生產事故。在歷史變革的旋渦中，“技術”一夜之間不重要了，“技術”的權威被瓦解了，作為“技術”主體的工人也不重要了，工人與工廠的情感關系松散了，甚至變異了。在強大的資本面前，利潤數據是可以任意更改的數字。當合資方老板要求葛志勇把利潤直接打到他個人賬戶上時，雖然這意味著工人獎金和國家利益的受損，但我們無法站在道德制高點上要求他違抗老板的命令，畢竟他的“合同”也掌握在老板的手中。改革所承諾或期待的，至少是涉及工人階層利益的那一部分，已經在資本面前化為烏有。喬師傅在“直大軸”的關鍵時刻猝然倒下，宣告了“技術”理性時代的終結，也宣告了資本堂而皇之地走到歷史的前臺。這不禁令人想到莊之蝶在車站的“一歪”。知識分子和工人階級的雙雙“倒下”，既是一個時代落幕的墓志銘，也預示著資本權力時代的到來。而曾經自以為掌握了“技術”便是工廠“主人”的劉志章則只能迷失徘徊在工廠大門前，把一切時間都花在鉆研技術上的劉洪力的命還不如一紙安全簡報重要，他們毋寧說是契科夫意義上的“裝在工廠里的人”，不僅喪失了歷史主體性，甚至在新的歷史秩序中連對話的資格也一并被剝奪了，幾近淪為流水線上的螺絲釘。

相隔十多年后，“80后”作家雙雪濤、班宇、鄭執接續了李鐵小說中“未完成”，更確切地說是“不忍完成”的故事，下崗工人群體乃至他們下一代跌宕起伏的命運在一樁樁命案中展開，歷史的延宕冷酷而決絕，那一代人行將老去，但文學終于還給那些年那些人一個應有的交代。

更荒誕的是，趙吉一門心思想建一個“夢想工廠”，實行絕對“平等”的管理，替工廠解決下崗職工問題，也解決工人的生存問題，忙乎一圈才發現，領導同意建“夢想工廠”無非是借機“轉嫁”集團副總錯引進的生產線。下崗工人春蘭從丈夫老肖那聽說了老板老王向華光廠供應的零件以次充好以舊充新，“想一想還蒙在鼓里的華光廠”，“尖銳的痛苦”促使春蘭毅然舉報了老王。在這種極具諷刺意味的對比性敘事結構中，一邊是下崗工人的生存困境和一腔熱血，一邊是新利益階層的結盟與移花接木般的利益置換運作。換而言之，在“效率”“效益”“資本”組織的新型意識形態和社會邏輯中，工人群體并未獲得適當的位置，以精簡人員、提高效益為代價換取的經濟利益也并未轉化為普遍的福利，而是流入新利益階層的口袋，從而形成更堅固的利益壁壘。不徹底的改革甚至為資本權貴的入場鋪設了捷徑，蒙在鼓里的不是華光廠而是春蘭，她還停留在“工作了十余年”的一廂情愿中，沒有機會也不可能猜測到暗度陳倉的利益置換之術。工廠改革是這場歷史變革的縮影，隱喻了20世紀90年代社會轉型后的利益重組及分配機制。從“技術”權威到資本至上，李鐵寫出了現代工業精神和職業倫理在資本新貴面前的離散與潰敗，與其說這是對工廠改革所做的殘酷書寫，不如說是現實主義寫作的勝利。

任何寫作都是選擇性敘事，即便所謂的全景式寫作也可以辨析出全景之內與之外的界限。李鐵小說對改革的不徹底、不公正，甚至是失敗之處的書寫，基于現實與自我經驗的互證，更基于對工人群體的深切同情。這種同情心甚至造成對李鐵寫作的時時困擾，“逼迫”他要“想辦法”安置那些曾與他朝夕相處、此刻生活無著落的工友，否則他內心難安。在同類寫作中，小說發展到工廠易主，部分工人下崗，人去樓空，物是人非、世事無常、歷史無情的文學況味便已呼之欲出，故事完全可以戛然而止，把“空白”留給讀者。但李鐵倔強地要一個“說法”，一個“方案”，為改革中“被侮辱與被損害者”提供一條出路。這份本不該屬于文學的“責任”讓李鐵的寫作冒著違背基本歷史認知的風險，也讓他的小說敘事變得曖昧、復雜、生硬，甚至破壞了文本的批判深度和統一性。

三

恩格斯在給哈克奈斯的信中，將巴爾扎克稱為“是比過去、現在和未來的一切左拉都要偉大得多的現實主義大師”。恩格斯認為，巴爾扎克的創作反映了一種特殊現象，“巴爾扎克在政治上是一個正統派；他的偉大作品是對上流社會無可阻擋的衰落的一曲無盡的挽歌；他對注定要滅亡的那個階級寄予了全部的同情。但是，盡管如此，當他讓他所深切同情的那些貴族男女行動起來的時候，他的嘲笑空前尖刻，他的諷刺空前辛辣。而他經常毫不掩飾地贊賞的唯一的一批人，卻正是他政治上的死對頭，圣瑪麗修道院的共和黨英雄們，這些人在那時（1830—1836年）的確是人民群眾的代表。這樣，巴爾扎克就不得不違背自己的階級同情和政治偏見；他看到了他心愛的貴族們滅亡的必然性，從而把他們描寫成不配有更好命運的人；他在當時唯一能找到未來的真正的人的地方看到了這樣的人——這一切我認為是現實主義的最偉大的勝利之一，是老巴爾扎克最重大的特點之一?！毖鞲袼乖牡谋硎?，這段論斷被概括為：作為創作方法的現實主義可以不顧作者的見解（世界觀）而表露出來，故稱為“現實主義的最偉大勝利”。

以此為據，正因對“不得不違背自己的階級同情和政治偏見”的寫作原則的堅持，盡管李鐵對改革的漏洞與不徹底有著犀利的認識與批判，但并不影響作品中對歷史必然性和改革大方向的客觀描述；同樣，雖然他對工人下崗的艱難處境懷有深切的同情，依然如實地揭露了現存體制積重難返的弊端，以及因襲已久的頑疾。雖然李鐵對傳統體制下工人散漫倦怠的工作作風的描寫用筆還算節制，遠不及巴爾扎克對法國貴族的嘲諷來的尖刻，但當“活干得漂亮”獎金卻和別人一樣的多的杜一民拿出引入競爭機制的建議書，歷史已經不站在工人一邊，李鐵所同情的工人群體已經是“不配有更好命運的人”，必然要遭受一場歷史風暴的捶打。但此時，李鐵卻“猶豫”了，他知道他的工友們已經被“大鍋飯”圈養了太久，經不起暴風驟雨，正如《北京人》中的曾文清，外面的風太大，飛不動了，最終還是回到沒有一點生氣的家。于是，作家李鐵冒著違背現實主義原則的風險——“作者的見解越隱蔽，對藝術作品來說就越好。我所指的現實主義甚至可以不顧作者的見解而表露出來”，沖進文本，充當了敘事者的角色，甚至不惜破壞已有的敘事邏輯和人物性格，讓拿出建議書的杜一民開始實施“復辟陰謀”，退回“大鍋飯”模式；讓趙吉的“夢想工廠”在歷經重重看似不可克服的阻礙后，還是建成了；讓為了生計已經勞累不堪的春蘭充當道德圣徒，不惜以丈夫老肖丟了工作為代價。

歷史的車輪無法倒退是基本的常識。這回撤的一步，不僅偏離了小說敘事所建立的緊扣時代命脈的現實批判寫作路徑，更將原本已經打開的工業小說的現代精神向度大大壓縮了。李鐵對自己的這種解決方案也感到不那么自信，敘事的語調中充滿了猶疑與不確定：

趙吉是我虛構的一個人物，如果趙吉的故事里有一些你意想不到的內容請千萬不要介意，趙吉嘛，他天生就是一個異想天開的人。

我知道你會說趙吉的辦法是行不通的。但我要說的是行得通還是行不通在這個故事里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趙吉有這么一個夢想，同樣重要的是趙吉畢竟是我虛構的一個人物。

這些敘事語句可以分明辨析出先鋒文學的影子，但已全然沒有先鋒的自信、斬釘截鐵。閃爍其詞的話語修辭與其說是在為趙吉開脫，不如說是作家在為自己“明知不可而為之”的敘事動機所鋪墊的某種心理暗示。

《夢想工廠》中，決定“夢想工廠”建成的關鍵是馬尼絲坦白了交易內幕；《我們的負荷》中，五號機組實現達標的關鍵是蘇丹向孫兆偉泄露了煤的內幕，而馬尼絲和蘇丹這么做的動機都是良心發現。換而言之，決定敘事走向作者“預定目標”的是偶然性的個體道德覺醒，而非符合現實邏輯的必然性因素。但無論是依賴馬尼絲的良心發現建成了“夢想工廠”，還是蘇丹關鍵時刻的“倒戈”幫助機組試驗成功，都顯得過于蒼白、一廂情愿，更破壞了敘事邏輯的嚴密與敘事的可靠。而更真實的人性試驗場是：《安全簡報》中，雖然包括當事人家屬、女朋友、現場見證人、工友在內的所有人都有充足的理由認定劉洪力的死是一次重大事故，而非操作不當，但在個人利益誘惑下，紛紛更改了證詞，“集體”證明劉洪力死于自己的操作不當，也“集體”第二次“殺死”了劉洪力；《工廠上空的雪》中，舍身堵油管葬身火海的劉剛被認定為“人為的責任事故”，妹妹劉雪查出事故“元兇”是劣質油管，但無人愿意捅破其中的利益關系，劉雪只能用“犯法”的方式阻攔油管入廠，但終究蚍蜉撼大樹，哥哥的悲劇第二次上演?！爱斪骷肄D而去描繪當代現實生活時，這種行動本身就包含著一種人類的同情，一種社會改良主義和社會批評，后者又常常演化為對社會的摒斥和厭惡”。毋寧說，真實的同情源自敘事的可靠，源自客觀的描述，而非作者過度的介入與干預。

20世紀90年代的時代變革與思想轉型催生了新的文學敘事形態，關于行將倒閉的國企和被迫卷入市場無所適從的下崗工人，產生了多種不同的敘事路徑。最早引起轟動的是1996年開始席卷文壇的“現實主義沖擊波”，這股以“現實主義”為名的文學潮流卻在“回歸寫實”的“名頭”下旋即陷入“膚淺的現實主義”以及“泡沫的現實和文學”等的批評聲中。其后，以曹征路的《那兒》《霓虹》《問蒼?！窞榇淼牡讓訉懽髟俅尉劢瓜聧徆と巳后w，但“苦難”在引發最初的嘆息、憤怒后，既沒有剖析國企改革的復雜局面，也沒有真正觸及時代變革的內核，“苦難”反而在反復的咀嚼中變得干癟、乏味。反而是一些帶有鮮明個人風格的精彩短篇呈現出新的敘事形態，更加耐人尋味，如東西的《關于鈔票的幾種用法》、莫言的《師傅越來越幽默》等。與現實主義沖擊波、底層寫作對比，《關于鈔票的幾種用法》《師傅越來越幽默》在貼近現實的寫作和直擊時代的現狀之時，回避了對個人“分享艱難”式的道德要求，而是以荒誕昭示荒誕，宏大愿景與殘酷現實的荒誕對立形成一種反諷的張力，將平凡的個體還歸平凡的生活，道出了小人物面對大時代的無力、懦弱與悲劇。

面對同類題材，李鐵的工廠生活經驗賦予其寫作清晰的“工廠”特性，即始終基于工業生產實踐、特性及倫理情感展開敘事，在工廠和工人的命運遭際中解析時代構型的密碼。與上述作品相比，李鐵的寫作是“置身其中”的寫作，他始終將自己視為工廠的一分子，感同身受工人群體在歷史大潮中受到的沖擊和震蕩，從而形成了立足于工廠之內的考察個體命運、社會變革和時代更迭的“限制性”敘事視角，但也因此，將敘事視角之外的更豐富的社會現實隔離在了文本之外，如20世紀90年代與“下崗”潮并存的是波瀾涌動的“下?！背?；一部分工人在因打破“鐵飯碗”而為生計發愁的時候，也有一部分人千方百計想打破“鐵飯碗”，等等。如此，這種“置身其中”的內視角就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小說的整體視野和思想輻射面。

而當若干年后，時間過濾了曾經的苦難與苦澀，李鐵也真正“走出”了工廠，翻過了工廠的心理藩籬，在歷史的長鏡頭中打量徘徊在工廠大門前的他的朋友劉志章們，回望那段五味雜陳的歲月，曾經的經驗沉淀為內心平緩的暖流，敘事視角隨即發生了鮮明的轉變，文本的調性也隨之平和。2021年《十月》第4期上發表的《手工》呈現出沉潛后舒緩的質地，同樣寫到下崗、失業、生活的不如意，也不復緊張焦灼的情緒。李鐵接納了工廠不是永遠不變的，接納了世事滄桑起起落落才是永恒的規則。

小說選擇了一個富有意味的敘述人，同時也是小說人物：“我”，一個20年前從工廠中調走的作家。那分明是李鐵本人。工廠是李鐵永遠念茲在茲的地方，無關時間，無論歲月，只關乎情感。李鐵注定要回去看看，他早已在小說中為工廠的機器、零件，甚至聲音、氣息都預留了位置，也為自己預留了位置。李鐵化身那個重返工廠采訪的作家“我”，在記憶的長河中鉤沉那個曾經叫紅星機械廠，現在叫北方機械集團里的人與事。而串聯起人與事的是“手藝”。小說中對“手藝”的描寫在審美柔光的加持下散發著溫潤的光澤，時間的淬煉為叮叮當當、硬邦邦的機器注入了情感的韻味。手藝的傳承、學習、磨煉、比拼是工廠文化的傳統。小說在對工廠文化傳統的描寫中勾連起鉗工大把鞏凡人和他兩個徒弟荊吉、西門亮的人生起伏，工廠文化傳統在時代中的命運即是工廠與工人在時代中的命運。曾經作為生存之道的手藝在《手工》中也被賦予了新的內涵，手藝與人品、道德、信仰是密切相連的。如成為大把手藝固然重要，但人品也至關重要，只有手藝好人品好才有可能成為民間公認的大把；再比如，在紅星機械長急需技術支援的時候，荊吉不顧現在打工老板的不高興回廠里幫忙完成訂單。人與手藝已經合為一體，手藝是精神慰藉，也是樸素的信仰。小說的結尾，西門亮在最后時刻因為直播而放棄了比賽——又一個時代滾滾而來，那場萬眾矚目的巔峰對決終究沒有實現。比賽的最終結果已經不重要，重要的是《手工》已經展開了李鐵寫作的新的美學可能，李鐵的工廠夢也還遠遠沒有寫完。

作者周榮，遼寧大學文學院一級作家（沈陽110032）。

原刊于《中國文學批評》2022年第2期P30—P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