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關于小說《信使》，作者劉榮書說，他想將一個破案故事中的戲劇性和懸疑感寫得好看、好讀，更想在這個過程里探討和呈現自己關于罪惡、愛和救贖的思考。

《信使》顯然是一部頗具可讀性的案情小說。是的，閱讀它的過程中，我始終提著一口氣。小說開始于退休刑警曹河運對一樁命案的回憶，整部作品開篇第一句便是“故事開始的時間是1986年”。穿越歲月的一樁舊案，因為當年的辦案刑警曹河運和死者遺屬孤女江一妍內心深處始終不曾釋懷的執念，并在一系列偶然和必然的驅使下逐漸撥開迷霧、距真相越來越近?！胺浮钡倪^程，在作者節奏舒緩、綿密的娓娓道來中，我們能夠感受到平靜水面之下的洶涌與沸騰，我們知道一定會有一個出乎意料的謎底在等待讀者，但《信使》敘述節奏所營造出來的懸置感以及不落俗套的情節設置，又讓人實在猜不出那個最關鍵的“包袱”會在哪一刻突然抖落。刑警曹河運多年以來的念念不忘和惴惴不安，身邊不斷增加著新內容的案情筆記本，孤女江一妍恍如隔世的童年記憶和謎團重重的當下生活，二人多年后再次相見的相互敞開心扉，以及他人講述中另一個涉案人陸小斌的前世今生與心路歷程……這些情節中或隱或顯地透露出來的點到為止半遮面的案情線索，緊曳著讀者的戲劇與懸念期待，即便我們知道謎底早晚會揭曉，但又實在猜不透會在哪一刻揭曉，始終提心吊膽地提著一口氣在等待。作為案情小說，《信使》情節跌宕起伏的同時在常識和現實邏輯上并無明顯的硬傷，這并不容易，傳奇性、戲劇感與符合邏輯性在寫作實踐中往往容易顧此失彼，而這恰又關乎小說敘事的有效性和說服力?？梢哉f，《信使》在故事層面，是一部敘事扎實且現實感與戲劇性、可信度與可讀性平衡得恰到好處的案情小說。

然而我們對一部小說的期待，也許不僅是一個好看的故事和閱讀過程中的“爽”之所在。案情小說一直是類型化寫作中非常主流和暢銷的門類，“純文學”寫作中也不斷出現相關題材的佳作，比如近年來廣受好評的雙雪濤《平原上的摩西》、石一楓《借命而生》、須一瓜《太陽黑子》等。一部以刑案為基本題材的小說，它的閱讀吸引力和文本魅力究竟在哪里？文學意義上的獨特審美價值又是什么？除了前面談到的戲劇性、懸念感所帶來的閱讀快感，案情小說更大的魅力和文學價值大概源自其間窮形盡相的人情和人性，一種極端情境下人情的閃耀或黯淡，以及人性中善與惡的集中交匯和交鋒。在每一樁罪案背后，圍繞它的種種遮蔽和探究過程里，人性中那些復雜微妙的因素更容易徹底顯形和淋漓抖落，而這正是文學最關注、最擅長表現的東西。

作為讀者，我在閱讀過程中始終提著的那口氣，不僅來自情節的跌宕和波折，更源自小說字里行間彌漫著的一種無形卻又分明令人感覺擁塞、龐大的東西——當小說的主人公們多年后試圖再次回到歷史現場去重新探求謎底，翻查舊案，不僅僅是塵封多年的被遮蓋的真相大白于世的過程，還是涉案諸人與外部力量抗拒掙扎、與自我內心纏繞搏斗的艱難過程，更是被遮掩的正向人性不斷復蘇的過程。當年主理命案的刑偵副隊長曹河運，在“成功”結案后順利受獎升職，但他始終“心里有鬼”，結案后仍未解開的諸多疑點在隨后的很多年里一直成為曹河運竭力逃避又無法釋懷的內心折磨和等待。命案受害夫婦留下的孤女江一妍，雖刻意選擇了背井離鄉的屏蔽和遺忘，“她愿意做一個沒有來路的人，自此改頭換面”，但年少記憶仍然堅固地存留在她的內心深處，甚至會突然以某種方式傾瀉和爆發，嚴重干擾著正常的人生節奏和狀態。少年時無意中充當了信使的陸小斌，懷揣著雙重秘密，在贖罪和愛慕的復雜心理驅使下用假冒身份以非正常的方式走進江一妍的生活，卻始終不能真正舒展自己正常的情感和世俗人生，小說中陸小斌跪在江一妍床頭深情注視她的“令人動容、卻又不乏詭異”的畫面細節，就是他“像懺悔，還是愛得不知所措”的內心寫照。而涉案的其他人，陸家良、謝戰櫻、趙局長等等，小說關于他們的筆墨較少，但不多的情節中亦在表現這些人多年來內心或多或少的不安甚至罪惡感。一樁塵封多年的舊案，之所以能重新回到視野中來，始于江一妍最終想要與現實生活和真實過往的和解，更是曹河運、陸家父子多年來或等待或逃避的對真相的真正了解。人們曾經的愛與罪以及救贖的可能，此時此刻匯集在這樁陳年舊案的重新偵查和審判中，來自現實和法律層面的審判和拯救，更是靈魂和內心的審判和拯救——小說的人物塑造和主題呈現，在這個過程中得以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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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全文，請見《民族文學》漢文版2022年第6期）